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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将节日的构成要素概括为如下五点:( 1) 节日名称的特殊性; ( 2) 在历法中位置的特殊性; ( 3) 活动内容的特殊性; ( 4) 活动空间的特殊性; ( 5) 参与主体体验和情感的特殊性。①节日名称、节日时间、节日活动以及活动空间共同构成一整套节日规范,社会成员通过对这一套规范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节日生活,产生特殊的体验和情感。这五种构成要素是节日与常日区别开来的标志,也可以用来作为区别不同节日以及同一节日不同历史形态的分析性工具。从这五个方面入手,能够发现,七夕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正发生重要的变化。
首先从节日名称上说,传统社会七夕节有许多专名,其中有根据节日所在历法中的位置命名的,如七月七、七夕; 有根据节日活动主体命名的,如女儿节、小人节; 有根据节日的活动内容命名的,如乞巧节、穿针节、巧夕。但这些名称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或中国爱情节。这不仅表现在商家的广告中,也表现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用这种专名称呼农历七月七日已是普遍现象。
其次从活动内容方面说,传统七夕节习俗活动主要有乞巧( 包括拜祷乞巧、穿针乞巧、观影占巧、用蜘蛛乞巧,看巧云、吃巧等) 、乞美( 包括用凤仙花染红指甲、采树叶洗头发、接露水洗浴等) 、乞子、准备享用专门的饮食以及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而当下,尽管乞巧等习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发送手机短信、享受烛光晚宴,饮用香槟红酒,开始爱情之旅,赠送玫瑰、巧克力和珠宝首饰等成为七夕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其三从活动空间方面说,传统七夕节的活动主要是在庭院中进行,庭院本是私人空间,由于七夕节习俗活动往往由来自不同家庭的多人共同参与,私人空间便公共化了。又由于多有祭祀织女等信仰活动,本来的世俗活动空间便神圣化了。如今,七夕节的活动空间较少公共化,不仅如此,像酒店、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也因为活动主体主要是恋人而变得私人化了。由于信仰活动的缺失,活动空间也缺少了神圣的意味。
其四,从活动主体及其体验和情感而言,过去,尽管七夕节也有男性参与活动,但主要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民俗节日,是女子们表达美好愿望的关键时刻,反映了女子们对心灵手巧的热盼、对生儿育女的祈愿和对美丽容貌的渴望。① 如今,七夕节的活动主体主要是具有婚姻恋爱关系的男女双方,七夕节主要成为他们表达爱情的重要场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此,当下流行的众多七夕节短信可以为证。比如“送祝福”网站的“七夕节短信”中,有“最新彩信”、“热门彩信”、“最新短信”、“搞笑短信”、“爱情短信”、“朋友短信”、“经典短信”栏目的设置,几乎全与爱情有关。② 节日所带来的体验和情感也多与男女爱情有关。比如“朗姆_ 可乐”在2013 年7 月25 日16 点左右发布的微博中这样说: “刚刚同事在讨论快七夕了,我突然觉得很失落,这些节日那些感情已经不再是我所能参与的话题,原本以为自己大大咧咧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原来我也是个可以让伤心跟随这么久的人……越是刻意想去忘记一个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越是清晰的回放……”③
在五个构成要素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节日的标志性时间。正是这个没有改变,提示我们上述的种种改变只是七夕节内部的变化。
七夕节的当下变化是人们可以看到、感知的文化事实,考虑到乞巧主题的退隐、爱情主题的突显,这个文化事实可以概括为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著且具有质变意义,因而是一种“蜕变”。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这个蜕变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 文化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圣瓦伦丁节以“情人节”的名称与玫瑰花、巧克力、烛光晚宴等文化符号进入中国社会( 主要是城市社会) 并为一些人所喜欢和践行。一种外来文化大行其道令国内一些具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的人倍受刺激,开始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中国情人节”,一些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三月三、七夕节的情爱要素被发现和被发掘。尽管在谁应该成为“中国情人节”方面存在着一些讨论,七夕节还是更受认可,成为“中国情人节”,圣瓦伦丁节也相应成为“西方情人节”。与此同时,已从西方情人节中获益的商家从中国情人节中看到巨大商机,他们采借西方情人节的过节方式和文化符号,在农历七月七日来临前,推出针对“有情人”的商品和服务。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不断引发公众围绕七夕节进行辩论和思考,并组织以爱情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认可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的正当性,并在行动上参与到和爱情有关的活动中。七夕节不仅拥有了情人节之名,而且拥有了情人节之实。
在七夕节从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过程中,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等单位于2002 年联合发起的“七月七爱情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率先以七夕节为爱情节,组织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沐浴了爱情的幸福与快乐”。① 另一方面,它举办了七夕节文化研讨会,引发了学者对七夕节作为爱情节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系统思考,思考的部分成果呈现于由袁学骏等人编成的《七夕文化论文集》中②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冯思德在河北省会首届七月七爱情节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倡办首届七月七爱情节的过程并阐述了将七月七定位为爱情节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
没想到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竟可以打破国界,在异国异族( 这里指在日本,笔者注) 中扎根,但我转而又有些黯然,七夕节( 乞巧节) 在我国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事实上它已经让位给了西方传过来的“情人节”。
去年12 月,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问题。在讨论中,我重提了日本七夕节的话题。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骏同志便找到我,说他想与省文联联手张罗一个节,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把我国的七月七乞巧节捡起来,重新定义一下,然后大张旗鼓搞一个中国的爱情节。我非常赞成学骏同志的意见,一拍即合,我们还征求了省会党、政、文各界一些人士的意见,大家普遍对这一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
过去,仅仅把七月七说成是乞巧节,定位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我认为应当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关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群众基础。
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不单单是为了与西方情人节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符合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大家知道,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优秀文化的传入,一些腐朽没落文化也乘机侵入。搞“七月七爱情节”将是绝对适时的,十分有意义的。③
上述讲话表明中国没有情人节,为了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他们就要“张罗一个节”,而“张罗”的策略和路径是对七夕节进行重新命名,并从中发现爱情。
1. 重新命名。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农历七月七日作为节日,本来有自己的多个专名,但在抗衡西方情人节的诉求中,被进行了重新命名。2002 年河北省文联的命名是“七月七爱情节”,2006 年时, “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提议”这个名字被更改为“情侣节”。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则是“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不过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一命名并不合适,因为: “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情感,不是表达婚前情人或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感情,因此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并不妥当, ‘七夕节’应称作‘中国爱情节’。”④ 尽管围绕着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至今仍有争议,情侣节、情人节、爱情节的所指也有一些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名称中都含有一个“情”字。新名字让七夕节更多与“男女之情”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实”之辨,根据“取实予名”和“循名责实”的逻辑,对七夕节的重新命名既需要人们在七夕节传统中发现爱情,又需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表达爱情的文化符号、从事与爱情相关的节日活动,从而表明七夕节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情节( 情人节、情侣节) 。
2. 发现爱情。从七夕节中发现爱情是一个多人参与的持续过程,早在1999 年,汪玢玲就发表长文论证七夕本就是“中国的情人节”。① 冯思德更多从牛郎织女传说中发现了七夕节蕴含着爱情元素。因为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讲述了两人被迫隔开但依然不离不弃、最终得以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浪漫爱情故事。2002 年未能参加七夕文化研讨会但积极支持“七月七爱情节”的乌丙安、冯骥才同样肯定这则附着于七夕节的传说与爱情相关。乌丙安说: “流传百世的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始终颂扬着中华民族历代民众为爱情坚贞、婚姻自由而奋斗牺牲的壮丽精神。”冯骥才说:“若向爱情求真谛,且问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② 这次会议上,“还有大量的文章,是阐发弘扬七夕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呼吁要让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时俱进,这与冯、乌二人论述形成了本次会议的最强音”③。之后,不少学者继续从传说、诗词、习俗、典籍中寻找发掘,以发现七夕节与爱情的固有关联性,许多民众也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白居易的《长恨歌》、秦观的《鹊桥仙》得到反复吟咏,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限绵绵无绝期”成为七夕节富含爱情因子的表征; 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二人被迫分开却不离不弃的牛郎织女传说版本得到反复讲述,他们成为忠贞爱情的代表; 牛郎织女传说的其他异文则被忽略,在这些异文中,或者织女与牛郎的生活并不怎么和谐,或者织女总是想方设法主动离开牛郎并终于成功。从七夕中发现爱情的过程,是将七夕节中原本零散的、潜在的爱情因子发掘出来、加以筛选、整合、阐释并集中呈现的过程。
3. 活动内容的采借与发明。“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④ 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让七夕节在社会上有了新的定位、内涵和指称。按照循名责实的逻辑,重新命名必然引导和激发人们在节日期间从事与爱情有关的活动。由于中国节日体系中原本没有一个情人节,中国情人节的设置原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如何过中国情人节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从西方情人节那里寻找合适的资源,采借西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运用西方情人节的活动模式,将玫瑰、蛋糕、巧克力、烛光晚餐纳入自己的节日实践。与此同时,又发明出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与节日活动,如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情歌对唱、抛绣球、放飞许愿灯等等。
七夕情人节因对抗西方情人节而生,本身却打上西方情人节的深深印痕,并以一种崭新的样态出现,不仅改变了活动主体,而且改变了活动内容、活动空间和活动情感,甚至改变了节日名称。如果我们将文化重构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既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那么七夕节从乞巧节到情人节的蜕变就是典型的文化重构。它是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重新发现、发掘传统,并将其与外来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p#副标题#e#
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源远流长,是传统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节日地位明显下降,七夕节也面临生存的危机。如果说节日的活态存在乃在于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境下对节日习俗活动的全部或部分实践,或者简言之,在于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人把这段时间当做“节日”来度过,那么在20 世纪末期,除了在个别地方,七夕这个曾经广为流行的传统节日因没有多少过节主体已名存实亡。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花店售卖鲜花的庞大数据中、从节日尚未到来关于七夕活动的预告宣传就纷至沓来的现象中,看到这个节日的蓬勃生机。七夕节复兴态势明显,其生存状态已然今非昔比。尽管七夕节复兴背后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并非只有七夕这一个传统节日经历着复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文化重构对七夕节的命运逆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一重构,使爱情成为七夕节的主题,它契合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并因此迅速吸引了众多商家和都市男女的注意力,迅速发展壮大了过节的群体。不仅如此,这一重构还使七夕节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不仅勾起许多中老年人对七夕节的早年记忆从而使其首先在记忆中复活,而且使个别地方如甘肃西和、温州石塘、广州珠河等地仍然活跃的传统七夕节俗得到更多关注,这也促进了七夕节的当代复兴。
传统节日是一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包括一系列何人在何时应做何事或不应做何事以及应如何做的规则,处于时间长河中的传统节日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其自身生长发展演变的历史。它可以生,也可以死。由生而死通常被视为一个传统节日正常的生命历程。七夕节的蜕变表明,传统节日的命运其实更为复杂: 不仅可以生,可以由生而死,而且可以死而复生。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传承中断后以一种崭新的样态重新回归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为其所遵循、操演和践行。七夕节的蜕变同时表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外来文化不仅是冲突的来源、竞争的对手,它还有可能成为激活本土传统的钥匙,并成为传统复兴过程中可以取用的重要资源。文化重构具有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有爱情,但中国神话中没有爱神。中国有情人,但中国节日中没有情人节。”①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填补了这一空白,突显了爱情的意义和价值,为当代人坦率地表达爱情、寻求浪漫提供了时机。而围绕爱情主题采借和发明的多种节日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从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能够感知2013 年七夕节( 阳历8 月13 日) 生活内容的丰富性。比如《七夕“浪漫经济”提前来袭玫瑰花预定异常火爆》一文中提到: “尽管距离七夕还有段时间,但各路商家却已提前备战七夕商机……除了传统的花店、蛋糕店、电影院,各大商场、超市的七夕节气氛也日渐浓厚,一股‘浪漫经济’悄然来袭。”② 除巧克力、蛋糕、毛绒玩具等常规礼物外,萤火虫、玫瑰香皂花、竹简情书等许多创意类礼物也非常受年轻情侣们的欢迎。③ 又比如,北京通州区于8月9 日至8 月13 日期间举办首届北京七夕节,共包括“七夕歌会”、“相爱运河”婚礼文化展、“大美运河”七夕传统文化展等17 项活动; ④ 而七夕节当晚七点零七分,首都体育馆也上演了一场盛大的“七夕中国2013 情歌演唱会”,主办方向社会公开征选的77 对情侣参与互动,现场万余名观众与众多明星共同见证爱的表达。⑤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归功于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其中专家主要发挥了启动引领作用,并从学术角度承担了正当性的论证工作。商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传统节日往往是消费时间,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家总是会介入传统节日当中,繁荣的市场往往成为节日期间的动人景致。通常认为,商家主要是为人们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过节提供各种物品。但在七夕节的蜕变过程中,商家不仅提供了节日主体在节日中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而且提供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引导节日主体如何过节,如何消费。通过引导如何消费,它们生产了人们对特定物品和服务的认可、偏好和需求,也便生产了节日的活动内容和和文化符号,因而也就形塑了节日本身。当前七夕节在事实上成为情人节,鲜花、巧克力、红酒、香槟、烛光晚宴、浪漫之旅等成为七夕节的文化符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鲜花店、巧克力经营商、红酒经营商、餐饮店和旅行社等商家比其他行业的商家更加积极地以节日所需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民众是七夕节蜕变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基于生活需要和文化自觉参与了七夕节的文化重构,不仅包括参与对正当性的讨论,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选择确证了七夕节的爱情主题,并基于追求个性、博取爱人欢心的目的而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断要求推陈出新,由此促进了七夕节节日活动的采借和发明。大众媒体则关注舆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引发思考,并为各种力量的作用发挥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平台。总之,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目标追求的学者、民众、商家、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通过共处在同一个中华文化空间里而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起营造了七夕乞巧节向情人节蜕变所必需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空间,推动了这一蜕变所必需的正当性论证和主体性选择,为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发挥了各自独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七夕节的文化重构过程并非一团和气,在应该如何给七夕节重新命名、应不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争议影响深远,颇具意义。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关于七夕命名的争议,前文已有叙述。命名争议明显地延续了“必也正名”的思维逻辑,其背后,则是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度式微的传统节日能够复兴并长期传承下去的殷切希望,是对这个节日以何种状态复兴的设计与理想,是企盼复兴的节日能够经世致用、传递文化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在是否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方面,争议更多。比如2006 年有一位学者提出“把七夕当作情人节来过不合乎传统”的观点,① 就引起了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演化成一个文化事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又比如2009 年8 月14 日腾讯QQ 论坛上开设了一个帖子,让七夕节PK 情人节。辩论设置了正反双方,正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无所谓,与时俱进嘛! 牛郎织女也是爱情的象征,只要有需求有市场,人们又喜欢这种氛围,就不要这么较真,毕竟传统也是人造出来的!”反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崇洋的情节,原本七夕的内涵就不是情人节,因为商业利益而改变传统文化,那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要慢慢变味了!”② 无论是正方观点还是反方观点,都有不少跟帖。比如正方11 辩的辩词如下:
自祖国建国以来,不断的与外界建交,更加入WTO 后,与世界交流更加密切,随着社会发展,非主流和西方的思想也不断涌入进来,既然七夕节也能带动市场消费,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而对于情人,特别是对于我国的情人而言,不是又增加了一次创造温馨,甜蜜的机会么。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的文化,我们需要做的是发扬自己的文化。不闭幕造车,要勇于交流。把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让七夕节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传统爱情节日。③
反方3 辩则说:
我们应该好好保护现有传统文化,并把“牛郎织女的爱情文化”进一步弘扬广大。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接续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是世世代代都要做的事。增强我们民族凝聚力、增强祖国在世界竞争中的“软力量”,不要让WAI GUO 人看笑话。④
这些围绕着七夕节应不应该向情人节靠拢的跟帖,表述着普通中国人关于如何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是公众参与七夕节文化重构的过程,也是参与文化讨论进行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过程,同时是公众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力、文化鉴赏力、文化反思力、生活自主性的培养过程。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中,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多元价值取向,纳异包容与坚守民族本位的共同在场。我们也看到,碰撞交锋激发、推动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对多元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着更加深入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论对于七夕节的未来发展,还是对于所有传统节日的传承,乃至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无疑都大有助益。可以说,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全社会进行文化反思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七夕节之外。
民众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节日生活,并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当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爱情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意识高涨、传统复兴已成大势的情况下,中国人要过情人节而且要过自己的情人节的诉求理应得到充分表达,也理应受到充分尊重,七夕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这种诉求的现实化,是民众凭借一定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纳异包容的文化开放态度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然结果,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珍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七夕节文化重构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且也应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因为尽管七夕节由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蜕变的文化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缺陷,即一定程度形成了对传统七夕活动的遮蔽。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七夕节在其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而且具有多样的地方性表现。比如甘肃西和仍然活跃的“乞巧节”是典型的女儿节,参加者主要是未婚的少女,节日历时七天八夜,包括迎巧、祭巧、唱巧、跳麻姐姐、拜巧、迎水、巧饭会餐、照瓣卜巧和送巧等一系列仪式,且有相应的仪式歌舞相伴。① 浙江温岭石塘箬山村的七夕节则是“小人节”,它的主要参加者是小于16 岁的孩童及其家人,主要活动是祭祀七女神,祈愿小孩健康发展。② 七夕节的众多习俗活动及其地方性表现以及“七夕”这个具有诗意、浪漫气质的名字,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认同价值,应该有比当下更好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未来的七夕节应该是既吸纳外来文化的优长又有更多中国元素( 不只是节日时间,还有节日活动及其具有的文化内涵) 的有机融合,能够同时作为情人节、乞巧节乃至小人节等在更大空间里共生共荣。
目前来看,突破情人节遮敝、实现共生共荣的重要路径是七夕节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和目前仍然活跃的地方七夕节俗活动一定程度的普遍化。前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曾经活态存在、目前仅仅保存于文献和头脑中关于传统七夕节的历史记忆重回日常生活,得到实践。后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当下为个别地方民众所传承享用的七夕习俗在更大的空间内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传承。这两种路径无疑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前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时间变换所带来的挑战: 毕竟历史记忆中的七夕节是传统社会的七夕节,更多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后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挑战: 地方七夕节俗活动毕竟是特定空间内生长发育出来并适合其水土的节日文化,普遍化则意味着将其置于非本土的环境之中。而这也决定了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都不可能是传统七夕节俗和特定地方七夕节俗的全面照搬,而只能是以其为资源从中汲取若干元素、结合其他元素重新加以组织并应用实践的文化重构过程。
未来的七夕节重构仍然需要包括学者在内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要求民众选择专家学者偏爱的节日生活和过节方式,但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为人们如何过节提供更多的选择项。这是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社会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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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氏族的概念就已出现,人们以结成不同的团体的形式对抗外族;到了封建社会,相同血缘的人聚居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分享荣光与困苦。家族被看成一个人的大树与依靠,记载着先祖至今的变迁与发展。从《红楼梦》到《激流三部曲》再到《四世同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四世同堂》里说过:“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象征着没落腐朽并终将灭亡的事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品中,“家族”的形象却呈现为脉脉温情的守护者。《春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串联起整个苏州张家的变迁。经历了维新变法、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与“”之后,春月相继失去了亲人,显赫一时的张家族人也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她终究等到了五世同堂,带领从各地赶来的族人汇聚在张家祖坟前,向后辈们讲述家族曾经的过往。作者在每章的开端间隔着插入了家史和族史,以家史开端并以族史结束,文言和神话的使用让行文古朴雅致,洋溢着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怀念。在开篇的家史中,“状元遂构屋于其地,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筑园墙以围之”,到了尾声里,“皆因: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盖世之道也”,岁月的无常和道法自然的观感隐于其中,因而有人将之比作民国版的《红楼梦》。
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爱抚。春月想:我到家了。”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活着》创作于90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现当代文学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
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要符合礼的事都要去做,就算难以逆转结果,因为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家则倡导着一种顺应自然的存在观,因为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道可‘无为而无不为’,如《老子》所说。”《春月》和《活着》里角色的人生观,正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春月》的故事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张家长子回国后本打算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改造社会,但保守势力的强大远超其想象。万般无奈的新族长重新盘起辫子,以中庸温和的方式对待族人,只把希望寄托在他悉心教导的侄女春月身上。族长的弟弟却是坚持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一生都作为一个军人为革命和同伴征战。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似吸收了西方的思想,骨子里却还在儒道二者的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对于女主角春月,曾有人因其坚毅的个性将她比作《飘》中的郝思嘉。然而,春月毕竟不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汪子君,尽管通晓英文,她仍旧遵循顺应天命的传统伦理。很多人从春月和伯父秉毅的不伦恋情出发,将其定义为新女性,却忽视了她处置这段感情的态度。春月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婆家,只留下一封信,其中写明“予二人之情将长存,而向日之梦则永不可再矣。”她最终恪守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即使这样斩断了她和秉毅的情缘,但正如春月所说“为了克己——为了尽到责任——为了名誉。”春月和女儿明玉的一场争执则更加说明了儒家施加在春月身上的影响。明玉通过跪拜让商人抵制日货,春月得知后怒不可遏,命其跪下:“回答我。没有了孝道,还剩下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春月认为明玉的行为是对祖宗的不敬和家族的损毁。她不问人的行为是否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只问这行为是否符合礼。但春月却是靠着道法自然的精神熬过人生的苦难。她将等到五世同堂看作自己的命,在族长坟前立誓:“我相信上天生我就为此。我答应等到山青水绿,风和日丽的时候,再召集族人来见你。”《活着》中的福贵更贴近道家,以平淡悠长的口吻讲述了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福贵在孑然一身时终于相信这是宿命,从而变得更为通达和明朗。他没有愤世嫉俗,反而从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了宁静温婉的人生智者,懂得了用平和坚忍的心态对待命运。或许对于福贵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听了福贵讲述的“我”,似乎也变得更忧愁却也更睿智了。这可谓是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圆满运用。福贵的一生中有着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惊惧,但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死亡带来的讯息传达给后人。这其中,“余华对命运的反复播弄,死亡的如影随形,念兹在兹。”福贵的世界没有神灵可以乞求,命运遁入无形。他则从承担命运中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超越了自我。作者表面上渲染苦难,实质是赞美了生命的通达与高贵,“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智慧”包孕其中。在小说的最后,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勾勒出一幅深沉平和的图景,在福贵如何活着这一命题上,“‘生’战胜了‘死’,‘知命’战胜了‘宿命’。”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离散文学和先锋文学纷纷以朴实追忆的姿态复归传统,企图在刚开启改革从而充满着迷惘与焦躁的文化中找寻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春月》和《活着》从而跨越了时空,通过对儒家和道家的辨析与徘徊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与资讯日益多元的今日,找寻传统文化带来的遗产与精华,应当是文学作品中仍旧大有可为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往往着力于从西方文论和作品中找寻灵感,如对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模仿和应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弘扬则相对薄弱。然而只有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西方话语所不具备的民族品格。从而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世界文学之林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本土的现代性。“比起那些跟在外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作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与智慧的作品无疑更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意义。”那些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大多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活着》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春月》获美国图书奖提名也正是由于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对儒道思想的剖析和反思。儒家由“孝、悌、信、忠、礼、义、廉、耻”组成的道德体系和道家淡泊自然、以柔克刚的精神在两部作品里交替出现,从中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的冲突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弘扬传统文化容易走入“怀旧”的道路,从而使作品过于理想化及削弱批判力度。我们应当汲取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如给作品带来的敦厚温和的审美特质及精致大气的文字风格等,审视其中驳杂的部分,弘扬儒道等思想中永恒的人文精神命题——人道主义、对社会价值和自我尊严的肯定等。在超越了单纯的讴歌和反对之后,传统文化和当代审美在一定程度上重合在一起,使《春月》和《活着》两部作品实现了对现代性造成人的异化的批判。自“五四”运动以来,表面上看作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实则“潜意识里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体认”,这不仅是在写作手法上的传承和创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努力恢复汉语的尊严”。而现当代文学正是在对儒道等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古今的衔接与转换。如何熔铸古今中外,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值得持续探索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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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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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谈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论文正文: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1.1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
当代,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表达了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认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但是在普适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我们还需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要超越‘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两极性、单向度立场,理性诠释、多向度评价”。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方面,既不能盲目自大过高的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引自l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可全盘西化,以西方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而应该保留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可发展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继而保留本民族地区传统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方面独特的内容,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情感需要,尊重不同历史,审美,民族及宗教背景人们的习俗。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以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保护理论的推陈出新,一方面,摆脱对西方保护修复哲学体系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构成自己独特的保护观念,在对西方保护观念的引进中做到“以中释西”;另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保护观念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以中释中”。
1.2传统文化体系影响下建筑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2.1“重道抑器”的实用主义建筑价值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属于“器”的范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建筑物质实体,转而强调内部空间的功用性,它才是建筑的“大道”。重视实用功效的营造理念因而也成为我国工艺思想形成初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战国技艺家墨子谓公输子日: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与建筑的器相联系的整个建造行为也就是“奇技”,它们不是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指引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建筑价值取向一直是“实用主义占上锋”,保护、维修旧建筑的行为也多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1.2.2“借物咏志”中历史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重叠再则,中国建筑的审美多与依附建筑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产生,体现出特有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重叠辉映。人文历史的积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古迹蕴涵的历史信息,无形中高大了它们的艺术形象。这和西方以“真实”为美的基本价值观差异较大,可以说,西方社会崇尚通过实证获得对对象知性认识的“真”,而中国社会追求“道德、修养、心性”和谐的“真”。
1.2.3“体用二分”思想注重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相比较西方建筑潮流的多变和建筑文化的“否定性思辩”,我们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建筑形态上的一贯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性保护方法。这样的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用二分”的思想。中国人对待器物之“用”,往往是“喜新厌旧、除旧迎新或革故鼎新”;但是在文化方面,人们却“厚古薄今”,讲究文化思想体系的传承关系。
因此,建筑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换,而建筑的体系,与社会宗法礼仪制度的关系却通过“法式”,“则例”等不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珍视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1.2.4东方的物质观认同建筑自然更迭中的“生命价值”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建筑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从最初,中国并没有产生出象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刻意求永存不灭的工程。并不想以人工建造物与自然比久长,而是以“新陈代谢”的自然主义物质观,看待物质的生与死。
在东方人看来,物质本身的意义就体现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而不是本身物质形态的留存。作为建筑的物就如同时常生活中的用具,并不担心原物是否永存,也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恰如国人心目中对自然生命的重视,“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2吸收西方遗产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成果
2.1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
无论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都是差异和一致性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又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同样是差异与共性并存。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同样表现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它们都是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前提是要尊重那些代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公约。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各种相异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保持,并可能成为现代地球文化村的一部分。脱离普适性价值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率世界之先就人类诸多价值认识展开了深入探索。其他地区、民族的古老文明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有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趋势,比如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国近代即开始了学习过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了中西一体的思想。当代,我国加入WTO,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都代表了对人类普适价值观的认同。
2.2吸收普适性价值为建设本民族遗产价值体系提供基准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专家学者的交往,不断的引进了当时西方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就,从而摆脱了传统保护观念的局限,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后来的40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流中断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我们了解接受。我国的文物保护观念一直主要停留在对历史遗迹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甚至政治作用的理解上。当代,随着交流的恢复和加强,加快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遗产价值体系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理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才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遗产价值认识成果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3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遗产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要关注并发扬全球文化与地区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观。张岱年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文化选择论”的思想,即“肯定文化的可折取性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产生文化的杂交,进而获得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从促进国家建设角度思考我国历史遗产的社会价值十分重要。
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只有积极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1发展文化产业,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要挖掘遗产的文化产业价值
现代城市的经济构成,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多元构成的新经济形态。第三产业和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其中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是遗产价值市场化的最直接途径。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例如: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目前为什么“世界遗产”的品牌含金景越来越高,对这一品牌的竞争从国际到国内也日趋激烈,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国家对遗产价值的探求“愈发具有一种资源博弈的性质”,“凯恩斯”决议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争夺。
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其中,人文景观无论从构成旅游卖点,还是从保持持续强劲吸引力来讲,自然景观都是无法与其比拟和抗衡的。随着旅游业逐步从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旅游过度到体验、品味和参与型旅游,文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主体。而文化旅游的主要内容就是寻觅地方历史遗产踪迹。
不仅如此,以旅游业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地区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偏远地区传统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重要依托等等。
3.2城市形象营造与开发遗产的文化品牌价值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落后,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3.2.1它是构建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基础文化历史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有其浓厚的不可再生的特定文化内涵,有其无法替代的美学情趣和韵味,是现代城市中最能引人人胜的文化景观,因而是构筑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宝贵遗产。城市公众素质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公众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公众产生潜在的历史责任感,激发醉心城市发展的热情,净化他们的心灵空间,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3.2.2它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城市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城市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大基础。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即便是上海,2000年GDP总量只达567.5亿美元,是伦敦1987年的1/2,是东京1991年的1/9。对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营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实力,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2l世纪的城市面临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就是指城市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构成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象城市的名片,勾勒出它给予人们的第一印象。文化品牌经营得好,可能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有利影响。
4反思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
在2004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其中谈到“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交织性书写产生出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文章强烈的传递出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既困惑又充满兴趣的现实状况。而且伴随着类似“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和质疑声令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这个层面也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由此,以目前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将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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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浅谈加强中国传统音乐保护,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音乐文化.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保存至今,并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成为一座传统音乐文化的宝库。历代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我国音乐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大文化集合。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空前严峻,连连遭受重大损失。内外战乱、强敌入侵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使得人们学习、接收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遇到了无数巨大的新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由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平等相处和交往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有一种以强势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主宰世界的趋势,使得部分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已经濒临。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生存空间,在2001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年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化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因此,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文化遗产。成为时代赋予世界各国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既有同步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任何以牺牲文化建设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在中华文化已有的各种传承方式中,努力建立一种严格意义的“原样保存”模式,不仅仅是借用今天的录音、录像、书籍记录等现代化保存手段,记录下传统的“此刻”状态,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自内心对传统的尊重和珍惜。为当代及后代负责的态度,以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尽可能地将传统原样保存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遗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任何轻言“创新”都是很危险的.只把传统看成“创新”的垫脚石.更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指出,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永远起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不可代替的“典范作用”。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喜讯捷传。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蒙古长调民歌(与蒙古国共同申报)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先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之余,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人们传统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化选择多元的冲击,部分传统音乐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使在风雨飘零中的传统音乐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
近年.国家针对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象,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及总体目标,大大推动了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有史以来,官方大规模地保护传统文化正深入发展。
此后,部分专家认为“申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也有这种想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借文化的招牌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文化遗产.将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如只通过“申遗”保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申遗”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在“申遗”这一棵树上“吊死”。
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人们最初是自发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的,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乐师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传承后继乏人,只要有人习之,他们便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也”。政府的帮扶有利于乐社的发展,但传统音乐始终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我们认为,政府的积极、正确引导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健康发展。乐师不仅要推动乐社发展.而且要自觉保护祖上留下的音乐文化,积极招纳、吸引新成员加入乐社,培养新会员和知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传统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
总之.处于自发状态下的传统音乐人.不但要自醒,而且要自觉保护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珍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子孙负责.尽可能将这份遗产“原样”传承下去。
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传统音乐.虽然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浪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河北省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是隐存于内部的危机,都从未令它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善于利用各种变体巧妙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E2]河北省高碑店市虽紧邻京郊,尤其是部分大型企业人住该市后,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但城郊的虎贲峄南乐会依然茁壮成长。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民间乐社遍地开花,尤其在广州,以及广州附近的番禺、佛山、中山等地较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番禺区有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60个”,它们依然活跃在民问社区。因此说,中国传统音乐依旧前景光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并非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消亡。
然而,在部分地区,民间乐社不能正常参与活动,甚至有些乐社已经陷人瘫痪的境地,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在1993年至1996年采访的冀中地区55家乐社中有8家乐社已经瘫痪,占总数的15%,相当于有1/7的民间传统乐社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更多的传统乐社不能正常活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加强保护处于困境中的民间乐社和那些承载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乐师。冯骥才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一分钟都有遗产在消失.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产,全靠实物和传人,实物、传人一旦消失,这些遗产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
当前,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之下,各地政府应该提倡和积极引导,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正确合理地开发中国蕴藏的乡土文化资源,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无疑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保护古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到来之时.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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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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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各家涉及主张很多,也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研究史料。“贤能”即具有才能的贤德之人,“贤能”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才理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民对于人才的定义有过种种不同的界定,这些认识反映着人才观念的历史演进。从原始社会的大同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下为公到中国梦,在任职用人问题上,“选贤与能”的问题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关键问题。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论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1)人才定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古往今来,但凡有所建树的英雄人物,无不在用人方面留下了千百年来仍为人所称颂的佳话,而这些人之所以千古流芳,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唯才是举”,最终能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从管仲到萧何,从诸葛亮到曾国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贤能思想在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但凡开创一番丰功伟绩的贤君明主,无不重视人才问题。《诗经·大雅·文王》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先秦诸子百家则使得贤能思想更趋于成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提出“治国安家, 得人也。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将国家的安定与兴亡直接与人才的得失以及人才的任用联系起来。战国时,堪称贤能思想集大成者的墨子指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将人才的多少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吕氏春秋·知度》曰: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将贤良之才看作是成就王者霸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唐太宗李世民全面研究前人的人才理论与思想,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也是当时对于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了。通过对康熙皇帝总结人才问题时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统治安稳、国泰民安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意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分,必偃”德行能渲染他人,产生辐射效应,教化诱化民众,而且有才就能寻得一官半职,为统治者服务。德才兼备才能使人才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古代入仕是最好体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社会生活资料,更多的是可以满足多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光宗耀祖的虚荣心需求。李世民曾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勤,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可见,用什么样人,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马虎不得。要拿出合理的选人标准,慎重选用人才。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同时也将“德才兼备”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尚书·咸有一德》中说:“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认为君主选人任官,一定要同时具备贤德和才能两方面。孔子也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来指明选任官员要德才兼备。墨子在《尚贤上》篇更明确具体指出了贤者的三个标准:第一,要“厚乎德行”;第二,要“辩乎言谈”;第三,要“博乎道术。将”厚乎德行“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墨子对于人才的”德“是十分看重的。德为首要,对于辩才和道术的精通居次,要求德才兼备也。明朝刘斌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司马光曾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 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可见德与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德才兼备,德处首位、帅位,而才次之。
但是这个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来变化的。创业唯才,守成为德。曹操在为统一中国成就一代霸业时就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思想,而在掌握政权后连发三次求贤令,又要求“勿拒品行”。这说明在战乱时期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适时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变换用人的策略,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
古代封建的“亲亲”“尊尊”思想,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用,任人唯亲给社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历代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看重人才的选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才选用的原则: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又能就举之。”。强调人才选用要不计出身、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样貌等。孟子更是举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间,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荀子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贤能有才干的人,要不按等级次序、出身贵贱,毫不犹豫破格使用;对于疲沓无能的人,不要等待片刻立即撤换。
近代改革家和思想家龚自珍在面对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诸多陋习时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春秋名士晏子认为:“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人之大略也。”唐代陆贽就明确主张:“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扬起所长,避起所短。能识别贤士突出的才能,为己所用,为成就一代丰功伟业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写到:“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代奸雄曹操一生奉其为用人信条,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无不是忠实践行者。君主大胆无疑用人,贤士遇伯乐极力尽忠。而作为君主不但要礼待人才,还要能“置之三本”留住人才。“何为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予令”。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去选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在传统的人才思想中,领导者不仅重视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同样注重对人才的考察。
关于考察人才,古人做了很多尝试,也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和方法。比如姜尚提出的“八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 以观其辞; 二曰穷之以辞, 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间谋, 以观其诚; 四曰明白显问, 以观其德;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危, 以观其贞; 七曰告之以难, 以观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 , 则贤、不肖别矣。” “六守”之法:“六守者, 富之而观其无犯, 贵之而观其无骄, 付之而观其无转, 使之而观其无隐, 危之而观其无恐, 事之而观其无穷。”以考察人才在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所具备的素质。“凡论人, 通则观其所礼, 贵则观其所进, 富则观其所养 , 听则观其所行, 止则观其所好, 习则观其所言, 穷则观其所不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 喜之以验其守, 乐之以验其僻, 怒之以验其节, 惧之以验其特, 哀之以验其人, 苦之以验其志。”中提出要从通过“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
韩非子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对领导的用人之道进行说明,杰出的领导应该录用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让这些人去担任重要职务。法家的“循名责实”是根据下属的职务去追求其应有的功效与业绩,从而考核人才。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对于我国现代的人才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人才管理要不断创新方法,激励人才的潜力,使人才做出杰出的贡献。《慎子·威德》里有句“得助则成,释助则废。”是指通过众人的力量地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失去众人的帮助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询于众人”是一直在被沿用的察人之法,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个人的闻见总是有限的, 群众的评判往往能反映人才的真实素质。因此孟子强调“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白居易则主张“明主之选将帅也, 访于众,询于人。 若十人爱之, 必十人之将也, 百人悦之, 必百人之将也, 千人悦之, 必千人之将也, 万人伏之, 必万人之将也。”他们都把群众评议, 看作是“察才”的重要依据。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从定位到选任方法都较为全面成熟。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可以了解到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同时更能帮助我们在认识人才,发现人才,选用人才和考察人才,甚至于培养人才等方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夯实的理论依据,为培养出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人才理论打下基础,汲取精华,取其糟粕,一方面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制度,增强我国的人才竞争力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会对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们长远的繁荣与安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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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不息的精神财富,文章在分析当今高校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现实需求基础上,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应在多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期发展提升。
关键词:传统文化美术教育发展提升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高校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高校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高校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高校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高校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高校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高校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1]常锐伦.美术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梁方晓.论民间美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课程文化建构[J].艺术教育,2009(8).
[3]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及其说明[J].中国美术教育,2005(4).
[4]王文权.浅析传统文化的保护对美术教育的意义[J].前沿,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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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内容特别丰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较多的文化形态,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今天构建多层企业文化的一个超大宝库。
外国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后,能较快融入我国文化体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与生存的土壤和与主宰生存土壤的传统文化作用上的相互性密切相关。首先,传统文化能为企业文化生存提供合适土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客观存在,浓郁传统文化的土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为企业文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企业文化发展可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必要的成分。在数千年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深刻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制约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像儒家提倡的“仁”等观念思想,对企业文化发展可以起到较大影响。再者,企业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载体。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丰富内容要有效的途径传承下去,需要较多的途径,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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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
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着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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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翻译使用大量的专业性词语。传统文化爱好者对英语文化新闻报道中的专有名词了若指掌。但是,不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理解起来就有一定的障碍。如一些中国传统节日的翻译:LanternFestival(元宵节),而“lantern”本是“灯笼”的意思;TombSweepingDay(清明节),而“tomb-sweeping”本是“扫墓”的意思;DragonBoatFestival(端午节),而“dragon-boat”本是“龙舟”的意思。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翻译中有时牵涉到成语、谚语以及古诗词的翻译,此时要准确把握诗句的含义,不要一味地追求句式的对仗工整。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是建立在了解其浓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不仅要了解它的来源、典故,还要了解它的传统民俗如食品、服装、节日、礼节、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知识。
生态教学指的是把课堂教学主体(教师、学生)和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要素和环节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指引下有机联系、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生态课堂各要素、环节中始终贯穿的是联系、发展、共生、平衡、开放等生态理念。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特别是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翻译能力方面,需要教师的教授、讲解、分析、指导和学生的学习、讨论、总结、交流有机结合。
1.课堂教学内容应体现整体性和联系性生态理念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一个整体之中,整体是部分存在的前提。在生态化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以联系性和整体性作为指导。其一,教学内容要体现相邻知识系列的整合,要体现性质相近课程的整合。在传统文化翻译教学中,应恰当地融入英美文学、语言学、词汇学、修辞学等课程内容,体现与其他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整合。其二,教学内容应充分体现学生与其生存环境的联系,重视对学生联系意识的培养。
2.课堂教学过程应体现教学主体间的互动交流传统文化翻译教学过程应贯彻动态性、联系性、发展性等生态理念。教学过程应重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多鼓励学生积极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另外,还应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学生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巩固知识,还能拓宽彼此视野,活跃课堂氛围,增加课堂的生机和活力。
3.课堂教学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传统文化翻译课堂教学方法应贯彻多样性、联系性等生态理念。一是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导入。背景介绍主要指教师选择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在教课的同时讲解给学生,使他们对与课文内容有关的特定文化知识有所了解,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进行不同的文化对比指教师在讲解本国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侧重与外国文化内容进行联想和比较,使学生形成全球文化意识。二是传统文化中的内涵探索。教师可以在传统文化教学中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实现词汇与文化教学的结合。此外,教师应正确引导学生阅读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报纸、图书,并督促他们在阅读时认真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三是案例分析实践。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教学目的编写相关的案例,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和辩论,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分析技巧、思辨能力、翻译技巧和沟通能力。四是角色扮演与情景模仿。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规定情景和目标完成角色扮演;另一种是在整个过程中,学生是任务完成的主体,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文化知识、翻译技巧、策略完成特定情景下的传统文化翻译任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把课文改编成情景剧,充分地了解课文中出现的传统文化知识。五是适度地使用多媒体。传统文化翻译课堂的构建离不开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例如:播放视频,利用模型、照片和PPT等能够改变学生的学习思路,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相关研究证明,学习文化翻译最好的方法就是体验文化氛围,促进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群的理解,进而增强学生的文化理解力。
4.课堂教学评价要多样化生态理念认为,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生态系统要充分发挥其作用,离不开各个部分多样性的存在。传统文化翻译课堂的生态化必须以多样化的教学评价作为重要条件。教育生态学要求教学评价应当有益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的学习能力,实现其全面发展。例如:同学之间的评价可以用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这种评价既能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训练其批判性思维能力。
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是提高传统文化翻译能力的基础。有效的学习策略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培养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积极的态度是实现学生主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意识有助于学生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在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翻译能力的过程中,如果这些能力目标得到重视,学生就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策略,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体验丰富多彩的文化,提高传统文化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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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后人带来了极大的启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启示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现在的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沙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极端灾害性天气等等,这一切都在警示人类,如果继续下去,地球也许将不能供我们居住和生活。人类该何去何从,这是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生态环境;破坏;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启示
今天,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生活也极大丰富,随之带来的是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冰川融化,极端灾害天气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在警告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将无法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继续生存繁衍下去。当然已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于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各州也相继通过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由于此事,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1]。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热潮开始兴起。虽然如此,地球的生态环境仍在一天天变差,未见好转迹象。
一、近五十年来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些典型事例
1.环境恶化对中国冻土的影响。中国的多年冻土总面积为2.15×106km2,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多年冻土区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受气候变暖和人为活动影响最显著的冻土区之一,过去四十年来该区冻土显著退化,主要表现在:(1)冻土南界及不连续多年冻土各分区边界北移而导致总面积减小、空间分布破碎化;(2)活动层加深,融区扩大,局地冻土岛消失;(3)冻土温度升高、厚度减薄、热稳定性降低等。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寒区生态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具体表现为以兴安落叶松占绝对优势的天然林带锐减,整个北方森林带北移,沼泽湿地面积减小等,寒区生态系统和环境已出现恶性循环[2]。
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东北部边缘地带,是季节冻土、岛状多年冻土和在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并存地带。据研究[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源区冻土呈区域性退化。多年冻土下界普遍升高50m~80m。冻土退化总体趋势是由大片状分布逐渐变为岛状、斑状分布,多年冻土层变薄,冻土面积缩小,融区范围扩大。部分多年冻土岛完全消失变为季节冻土。
21世纪,受气候变暖和人为活动的共同影响,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多年冻土将大幅退缩。冻土广泛退缩将对中国的寒区经济和环境产生重要影响[4]。
2.环境恶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逐渐加剧,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目前世界上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消失,这是地球资源的重大损失,因为物种一旦消失,就永不再生。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食物链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据科学家估计,物种丧失的速度比人类干预以前的自然灭绝速度要快1 000倍。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估计,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中,地球总生物多样性的25%将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
据美国生活科学网报道,一项新研究表明,全球变暖迫使3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纷纷逃往山上。此项研究结论是基于1993―2003年调查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得出的,直到2008年的6月13日才在《全球生物学变化》杂志上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此研究扩大了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动物数量和多样性,从而使动物迁移和气象变化的关联更加紧密。科学家不仅得出逃往山上的动物数量和种类在加大,还推测这些山上的热带动物将面临更多的灭绝危险[5]。
3.全球极端灾害性天气逐渐增多增强。由于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反常,灾害性天气频频发生。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 [6];2008年缅甸的特强气旋风暴“纳尔吉斯”[7];2009年菲律宾的持续暴雨[8],印度的洪灾和高温(达48℃)[9~10],澳大利亚的山林大火[11],台风“莫拉克”(中国台湾)、“芭玛”(菲律宾)[12]等都造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4.环境恶化对全球冰川的影响。对近几十年来喜马拉雅山地区冰川变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可以看出:气温普遍升高、冰川加剧退缩和冰川湖泊扩大是喜马拉雅山地区气候和冰川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后果。冰川退缩导致冰川灾害的危险性增加并对本地区河流径流和水资源产生较长远的影响[1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8年3月16日就曾发表声明说,全世界冰川融化速度创下历史最快纪录,其中欧洲冰川损失最为严重[14]。
北极的地区暖化情况比全球平均高出1~3倍。科学家预测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将使全球海平面上升约70米。英国极地科学家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二十年内北极冰川可能将在夏季完全消失[15]。
二、藏族传统文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启示
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传统文化是根植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东西,不仅表现在各种程式化了的理论形态方面,而且更广泛地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非理论形态方面[16~17]。藏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文学作品、诗歌、民俗、音乐、绘画、舞蹈、饮食、佛教等诸多方面。
在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早期,藏民族信仰青藏高原本土产生的苯教,但后来逐渐被传入的佛教所替代。无论是苯教还是藏传佛教,都教导人们敬畏和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因为万物皆有灵。因此,几千年来,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直是美好的,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雪域高原在世人心中是一片“净土”:湛蓝的天空、圣洁的雪山、清澈的湖泊、宽广碧绿的草原、成群的野生动物和家养的牛羊。然而今天,因为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高原上的雪山和冰川开始融化、退缩,草场退化,有的地方沙漠化逐渐加重。
曾几何时,地球是宇宙中的绿洲,是充满生机的一个星球。如今,人们为了制造一次性餐具和家居装修而疯狂地砍伐树木,为了自身的方便和钱财而无节制地开采矿藏,为了工业化而污染大气、江河和陆地……当人类获得奢华生活之时,又怎会想到地球母亲的痛苦呢?当有一天资源枯竭、生存无望,人们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森林的过度砍伐和草原的退化本身就是生态破坏,使得植被减少,固定大气中CO2的能力减弱,从而增加温室效应,全球变暖进一步加剧。被砍伐的森林区域和退化的草原地区又被用来建造人工设施,如房屋、道路、工厂等,这样汽车增多,尾气就增多,工厂的废气也增多,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之增多,全球变暖更进一步加剧。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就渐渐崇尚现代工具带来的便捷和舒适。汽车代替了脚步,电脑代替了人脑和书写。但是人类的欲望也在这些享受中一步步扩大,对大自然的掠夺、污染和破坏也与日俱增,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物种减少、土地沙漠化、水体污染、酸雨、光化学污染、水土流失、沙尘暴等局面。大西洋的海啸、美国的飓风、中国北部的干旱与沙漠化,不正是地球母亲的呻吟吗?她正在以最后的力气告诉人们:要节约资源!要善待自己的家园!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藏族所信仰的宗教文化,他们因为敬畏天地,因此爱护自然,不敢肆意破坏和掠夺。他们知足常乐,当需要向自然索取时,也是够用即止,不会过分贪求,同时充满了感恩之心。这里我们不是要求人人都来建立宗教信仰,只是希望人们从它们的信仰行为中学习一些东西,学习一些精神,就是对于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少一些污染和破坏,多一些爱护和关心。
2009年底,全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起商议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低碳计划”。希望人类能借此机会,真正从心底上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更能借鉴上述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指导,相信地球仍将恢复生机勃勃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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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会军,王绍令,吕兰芝,何瑞霞,常晓丽,罗栋梁.黄河源区冻土特征及退化趋势[J].冰川冻土,2010,(1).
[4]金会军,李述训,王绍令,赵林.气候变化对中国多年冻土和寒区环境的影响[J].地理学报,2000,(2).
[5]非洲动物感知全球变暖纷纷逃往山上[J].中学生物教学,2008,(7).
[6]“卡特里娜”飓风再度登陆美国遭受巨大损失[EB/OL].
[7]特强气旋风暴纳尔吉斯[EB/OL].
[8]菲律宾两周连续暴雨导致至少540人死亡[EB/OL].
[9]印度南部暴雨引发洪灾150人丧生[EB/OL].
[10]印度酷热高达48度全国已至少有100人死亡(图) [EB/OL].
[11]澳大利亚大火致死200人[EB/OL].
[12]莫拉克灾情致台湾461死192失踪部分地区仍淹水[EB/OL].
[13]张东启,效存德,秦大河.近几十年来喜马拉雅山冰川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J].冰川冻土,2009,(5).
[14]莉莉.世界冰川消融速度创纪录[J].农村实用技术,2008,(5).
[15]英科学家称北极冰川恐在二十年内出现季节性消融[J].中国科技产业,2009,(10).
[16]张智彦.《传统文化研究》述评[J].哲学研究,1986,(6).
[17]张岱年,程旨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7.
摘要:传统的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发挥着天人和谐的社会功能,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寻找文化支撑,对现代生态理论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生态伦理 构建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中国的生态系统也相当脆弱,生态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举世关注的热点,人类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思。
一、对工业文明的生态伦理反思
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加快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进程。但是,伴随人类盲目征服和改造自然,现代科学技术被滥用,造成了对环境的日益严重污染和资源的巨大消耗。特别是20世纪初叶,全球在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方面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地区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日渐枯竭,生态严重破坏,人口激增等等。环境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人类同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但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一直受到许多思想家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异化”现象就做出过深刻的反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道:“我们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胜利。对于每一场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并且还指出“要实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1]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分析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灿烂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许多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思想。
(一)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分析
儒家 “天人合一”的思想凝聚了儒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体现了人类极高的生态智慧。
1.生态自然宇宙观:“天人合一”。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明确地提出了人与天地万物是统一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2] 《易》以“三才”――天、地、人作为自然法则,主张建立有序的世界体系。到了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但是它们三者是“合而为一”的。他说:“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到了宋代,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城》)由此可见,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是统一的。虽然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现代我们所讲的人与自然和谐尚有区别。但儒家把天、地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万物的过程,是他们养育了人与万物,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天地万物和谐交融,世界成为一个有机和谐的生命整体。因此,我们人类应该爱护大自然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对大自然始终有敬畏之心,不做有损自然法则之事。
2.生态道德观:“仁民爱物”。儒家思想体系中一个主要的核心是“仁”,然而儒家所讲的“仁”除了讲“爱人”,还进一步把到“仁”范畴扩展到自然界。《周易》中,就把“生生”作为人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词》)。在孔子看来,保护小鱼和巢中的小鸟,既是仁爱精神的体现,是热爱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手段。“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即钓鱼时不用大绳网横断流水一网打尽,射鸟时不射杀归巢的鸟。孟子也认为,“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人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可见这表现为一种仁分亲疏、爱有等差的道德秩序。至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他把“仁”的范围扩展到鸟兽鱼虫等动物之中,这也是极为难得。张载进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即视天下所有的人都为我的兄弟,应以仁爱相待;外物为我的同伴,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这些都体现儒家思想对天地万物的善意关怀。因而,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自己;爱惜他物的生命,就是爱惜自身的生命。
3.生态道德目标:“与天地相参”。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中,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彼此联系的整体。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最终所追求的生态道德目标是“与天地相参”,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礼记・经解》)在这里“参”即天、地、人三者相互作用,兼利万物。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思想。儒家还提出了“与天地参”的途径,《礼记・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这里的“与天地参”不是指与天地有隔,也非与分庭抗礼,而是说人只有如此至诚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在地位上才能与“天地”并生,加入“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显然,“与天地相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它也成为人类至善的道德目标。这是儒家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自然万物关系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
(二)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分析
道家哲学从“道”的普遍有效性出发而引申出了一种带有生态伦理意蕴的万物平等论。
1.生态自然宇宙观:“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宇宙间的一切自然之物都是以“道”为其最初的本源。道家认为“道”是整个世界的本源,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源泉,是观察天地万物的根本出发点。道家还认为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人道应顺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里的“自然”,即自然而然,即人类要以“道”为法则,因为它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道的自然本性是自然万物能够在不受到外力的作用下表现其自然的状态,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皆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并且按照自然本性存在和运动。“道”还是创造万物的动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庄子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心领神会,并且进一步提出“道者万物之由也”(《庄子・渔父》)。在道家自然观中,宇宙万物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整体,人生活在天地这个大环境中,要自觉服从自然规律,崇尚自然,效法自然,使生命生生不息,因此“道法自然”有其深刻内涵。
2.生态道德观:“自然无为”。崇尚自然是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自然无为”是“道法是自然”的直接要求,也是道家生态道德观直接的体现。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道”生长万物,“德”繁殖万物,生长万物但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这就是最深远和最高尚的道德。“道之尊,德之贵”并不是有一个主宰者使然,而是道以“自然”,即自身所具有的目的性法则生成万物。道家主张“无为”,并不是消极的不为,而是“又为”,实质上是要求人们遵循事物内在的法则,按照规律办事,不妄作为。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无不尊道贵德。《老子》曰:“为不为,则无不治。”这里的“为”是目的,“无为”是手段,“无不治”是效果。“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按照“自然无为”的观念行事,就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相协调。人类的生存活动既要符合客观规律,又要符合人的需求,进而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3.生态道德目标:“相生相养”。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在通过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时,还进一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伦理。在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道教是以《道德经》的“道生之,德畜之”这一思想为依据,主张“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这个“道”,就是指相生相养之道,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老子还说明,要想实现“相生相养”的道德目标,人对物质享受应加以合理地节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意思是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知道适可而止,才能远离危险,避免祸患。根据“知足知止”的行为原则要求,今天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问题上,更要注意根据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进行适度开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样做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相生相养”的道德目标。
总之,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发挥着天人和谐的社会功能,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寻找文化支撑,对现代生态理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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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发展起来的,是经过长期积淀并在不断升华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思想精华的载体与结晶。军营文化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先进方向,不仅担负着宣传党的先进理论、先进知识的职责,还负有培育军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所以军营文化不但要与时俱进、科学创新,还要注重继承传统、传承先贤文化。对于培养军人的文化创造能力;增强军人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提高文化战斗力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军队 军营文化当前,中国文化西方化已经成为社会不争的现实问题,国民从思想信仰、民风民俗、生活方式、行为举止、穿着打扮、教育导向等方面都日益西化。军队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特殊群体,不可避免的陷入来势凶猛的西方文化旋涡中。军营文化作为部队教育官兵思想、引导官兵行为的主阵地,对于所面临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要注重利用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官兵的自我认同感、荣誉感,激发民族精神,提高人格素养,切实将官兵的文化教育抓出战斗力。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助于官兵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上千年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宝贵的价值。我们要系统地组织官兵学习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丰富的内容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与革新。比如,传统文化包含着,“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刚强意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标准,“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崇高气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等。只有真正了解传统文化,认清中国人的“过去”才能为中国人乃至中国军人寻求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根本;只有从历史源头找准自我坐标,才能达到情感的认同、引起内心深处的共鸣。不论是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也好,还是研读中国历史文化,就要坚守中国文化的本土“阵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国家。
二、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典范,有助于增强官兵的民族认同感
爱国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传统文化之中,它体现了中华儿女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被后人奉为圭臬。象“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文天祥等,无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故土和人民深挚的眷恋,对传统文化强烈的自豪感。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是对部队官兵进行文化教育的极好教材。这些让国人引以为傲的史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战争变乱与社会动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今日为国争光的奥运精神,奋力抢险的抗震精神,以及为争取正义与和平的献身精神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军营文化要注重增加对官兵进行传统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以提高官兵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投身保卫国家的精神力量,自觉抵制外来不良文化的影响,发挥爱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承的历史担当,有助于培养官兵高度的责任感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对社会的责任归同,把个人主体价值纳入社会关系中,从社会价值出发判断个人价值,而不是从个人价值出发建树社会价值,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在军营文化教育工作中,我们要切实把握好传统文化所传递的信息,用真实的事例教育引导官兵吸取、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不能放纵私欲、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要敢于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以及对世界、对历史担负起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四、传统文化观念中朴素的义利观,有助于官兵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重的“义”与“利”的辩证思想。孔子曾将如何看待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价值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这些古代思想家对如何引导人们确立高尚道德、扬善弃恶的精神进行了深入贴切的辩证表述。当前部队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社会上不良思潮更迭不断,各种主义肆意横行,我们要抓住传统文化的固有优势,教育官兵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在面对义与利的矛盾时,我们应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义利思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取而有所不取,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五、中国传统文化悠久的精神积淀,有助于塑造官兵良好的人格素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人意志品性修养方面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如《易经》中所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史学家司马迁也对历史上的精神楷模总结性地做了概括:“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矢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靠这种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精神,中国文化才得以繁衍发展,中华民族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共和国卫士,我们更需要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所以军营文化教育工作者要切实找准官兵意志品质培养与历史传承的结合点,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民族品质内化为自己高尚的人格素养和塑造美好的品德,要志存高远、艰苦奋斗,要乐观进取、革故鼎新。同时,我们还要引导官兵继承传统,塑造自我良好的人格素养,培养反躬自醒的良好习惯,修炼自己诚信坦荡、乐于助人、团结同志的人格道德,还要修炼自己明辨是非、公正廉洁的品德,更要具备克己奉公、爱军习武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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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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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从多个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个方面的弊端与矛盾,并且精确预言并在不久的将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必将爆发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深深的扎根在资本主义的血脉中无法调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脚步的较快,随着这种矛盾的积累,资产阶级所有制必将覆灭。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这种马克思口中必将消失的私有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私有制是排他性的占有,无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私有制即是剥削的一个鲜明的标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消灭私有制是在马克思看来是迫在眉睫且刻不容缓的,私有制的产生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品剩余量过多导致分配不均,产生剥削。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这些剥削,建立以个人为单位的所有制。建立个人所有制对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非公有制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随着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步一步进行,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节奏,并不是一步到位的,马克思曾指出要通过废除私有制把表现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并特别强调"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产权相关制度的修改,我国越发重视对私有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的相关保护,这也能表现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更加深刻的领悟,并且使之充分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网上的文章不可随意抄袭与借用,这也是保护私有制与时俱进的一种日常的体现。只有做到融入社生活,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的进一步得到切实的发展与高度的进步。
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价值追求与崇高目标,那么什么是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这是提出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最初的方式,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让人的物质文化与身心情况,思想状态都得到普遍的发展,这样才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于促进作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下正在积极的进行着,这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前提保证,这再一次体现宣言在如今社会背景下的不朽魅力,充分被我们继承和发展,所以我们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当今市场的关系。预见了全球化的到来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全球的到来使得越开越多得人民和地区走向了现代化,国际化,走进了现代文明,这是全球化赋予的积极地影响,全球化必然有它的消极影响,但是,全球化在现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促进了一体化的实践,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更多的各个方面的资源,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趋势,为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由于一体化涉及国家间的各个方面的融合与互动,彼此借鉴学习,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一体化不仅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生活全面进步,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文明成果的广发传播。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使世界文明生机盎然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步的成熟,这无疑是宣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指引,它的智慧不言自明。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是举出其中的几点,它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炯炯生辉,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无需赘言,它使我们摆脱了黑暗中的徘徊与摸索,使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它永远都是我们的不朽文献,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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